医生与患者，原本就应该是“心心相印”的。

编辑：小池

来源：首禾映像

年12月31日，对南医大二附院副院长、心血管病中心主任李庆国教授来说，是个印象深刻的日子。

这是年的最后一天，天气晴朗。临近元旦长假，许多人早已经无心工作，盼望着下班时间快点到来。但有那么一群人，依旧聚精会神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他们都不敢丝毫大意。

结束上一台手术，时针已经指向六点了，李庆国脱下手术服，准备下班离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急诊室来了一个病人，主动脉夹层，情况十分紧急。

主动脉夹层多数病例在起病后数小时至数天内死亡,在开始24小时内每小时死亡率为1%～2%。同样参与了这场手术的心外科医生耿直回忆当时的情形，说：“从发病开始，每过一个小时，就会增加1％的死亡率。”

患者的血压极低，再拖下去，可能撑不了几个小时。时间不等人，李庆国教授得知情况，立刻返回手术台，整个心脏外科团队，包括医生、麻醉师以及护士，全都重新穿上深绿色的手术服，严阵以待，准备开始一场与死神的较量。

一场大型的心脏外科手术，单靠外科医生是做不起来的。它需要各个环节的完美配合，需要一个团队的默契合作。对于这个团队，李庆国教授有着充分的信任。他们曾经连续28个小时做三台A型夹层手术，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，谁也不肯轻易下火线。

换瓣，还是不换？

手术十万火急，势在必行，留给医生考虑的时间很短。在几分钟的时间里，他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：究竟是要给患者置换人工瓣膜，还是做保留主动脉瓣的主动脉根部替换术（David手术）？

人工瓣膜分两种，一种是机械瓣膜，另一种则是生物瓣膜。生物瓣膜的使用寿命是15到20年，原则上，对于60岁以下比较年轻的患者，我们建议换机械瓣膜，而对于60岁以上的患者则主张换生物瓣膜。这位患者年纪不大，也就是说，等到他将来六十岁退休的时候，可能要再接受一次手术；而如果给他换机械瓣，患者就要面临另一个问题——他必须长期服用抗凝药。

那David手术又是怎么一回事？

耿直打了个比方：“通俗一点来说，主动脉瓣它就是一个门，只有在门框和门板都纹丝合缝的时候，这个门才能关得严。现在门板没有坏，但门框变大了，那我把门框变小就可以了。David手术也是基于这种考虑。”

David手术适用于主动脉瓣功能良好，但主动脉根部明显扩张，双侧冠脉开口明显移位的情况；主要是沿主动脉瓣环切除主动脉窦，仅留5~6mm边缘，将核实口径Dacron的人工血管近心端剪一约为直径三分之二的缺口，并将缺口起始及重点处修剪为扇贝样，将两者对端吻合。这一手术可避免换瓣所致的血栓、出血等并发症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。但由于难度高、风险大，国内很少有人做这个手术。

耿直自豪地说：“中国个心脏外科医生可以独立主刀做心脏瓣膜置换手术，那么这个医生里面可能只有20个医生能做戴维德手术。就是这个难度。”

在短短的三分钟时间里，李庆国想了很多，他最终的选择是：保留主动脉瓣！

他想到当时的情景，也有些后怕：“本身这个手术就是比较大的，然后再做David手术，时间更长，风险、复杂性等都会大幅增加。”

体外循环的安全时间只有半个小时，在半小时之内，他们必须把最关键的步骤，手术的过程得做完。如果再拖延下去，即使手术成功了，患者也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，这样他们的努力就完全白费了。

耿直形容道：“就是拿自己的命在保他们的命。”万一手术失败，首先就会定性医生是有责任的，这对医生来说无疑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。

做手术时不害怕吗？如果失败了，你怎么面对患者家属？

面对这样尖锐的问题，李庆国教授回答道：“那真是要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。”但他也坚信：“但你要是抱着一颗真正为病人着想的心去帮助他，他可以感受到。”

团队中的另一名重要成员，心脏外科麻醉师、体外循环灌注师姚昊也说：“如果我们能挽救你的生命，再给予你一个更高的生存质量，我们愿意选择这种手术方式。”

幸运的是，手术大获成功。李庆国教授反复回味着成功瞬间的喜悦：“开放了之后，心脏有血流了，然后心脏慢慢慢慢由慢变快跳了起来。那种感受，你的心会随着他的心跳一样的嘣嘣嘣嘣地跳。”

术后，患者彭安明说：“我想，既然抢救过来，就等于死了一次又活了，得好好珍惜自己。”

他抬起袖子，擦去了自己感激的眼泪。

整个心脏外科团队用“真心”换来的那颗心脏，正在他的胸腔里不停地跳动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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